文艺批评 | 寅睿：从“他说”到“我讲”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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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生发展，与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有着异曲同工的成长脉络。而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习俗和地域风貌，以及绵延千古的神秘面纱让电影艺术有了丰富多彩的取材源泉。从戈壁沙漠、碧海蓝天的背景，到成为银幕上诉说的主角，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历经了漫长的电影摸索与尝试之路，并在多种类型化发展、多元跨界融合的趋势下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创作高潮，成为展示多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大发展、推进各民族团结的文化表征。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从“他说”到“我讲”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成长记

寅睿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生发展，与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有着异曲同工的成长脉络。而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习俗和地域风貌，以及绵延千古的神秘面纱让电影艺术有了丰富多彩的取材源泉。从戈壁沙漠、碧海蓝天的背景，到成为银幕上诉说的主角，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历经了漫长的电影摸索与尝试之路，并在多种类型化发展、多元跨界融合的趋势下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创作高潮，成为展示多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大发展、推进各民族团结的文化表征。

花木兰：袖摆扬出边疆的样子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诞生和中国电影的诞生相生相伴，早在上世纪20年代，古装片在中国电影市场引发了一场竞相拍摄的热潮，而取材于《木兰辞》出现的古装片《花木兰从军》和《木兰从军》， 分别于1927年和1928年由天一影片公司和民新影片拍摄完成。这两部以描述木兰替父从军及其感情故事的影片涉及到了塞外的情竹，在已有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作是最早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电影。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处在蹒跚学步的萌芽发展状态，新鲜热络的电影种子刚刚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生根发芽，屡见不鲜的都市印象让银幕上展现的边疆风貌变得极具吸引力，受地域限制的观众们也开始在银幕上拓展自己的世界地图。在古装片和观众追求新鲜的视觉刺激的市场需求下，少数民族元素的使用成为了一种必然产生的现象，并且与社会文化的演进一脉相承。

1928年，海峰影片公司出品了长达十本的影片《昭君出塞》，讲述了汉帝为维护北方边疆安宁，将妃子王昭君以公主身份嫁于单于与匈奴和亲的历史故事，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生活。1933 年，刘呐欧创办的艺联公司拍摄了影片《瑶山艳史》，此片根据当时发生在广西苗族地区的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汉族教师黄云焕与瑶族首领李荣保的女儿成婚后，帮助李荣保剿匪、开发瑶族十八山的故事。由刘呐欧担任编剧，杨小仲导演，全部影片在广西实地拍摄，并请游观仁和许曼丽、罗慕兰等明星出演。影片一经播出，便让黄云焕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银幕人物。与此同时，分属软性电影代表人物的刘呐欧及其《瑶山艳史》也被左翼电影人列为批判对象，认为影片是为了“用猎奇的心理诱使观众进入影院”，更甚者是对少数民族的“歪曲和误解”。而到了1939年，张善坤华成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 《木兰从军》，动用了梅熹、韩兰根等一线明星，以陈云裳扮演的巾帼民族英雄花木兰为卖点，打出了“当今绝无仅有忠烈伟大历史古装巨片”的广告，而剧中的塞外风光则是在摄影棚内搭建了简单的置景，由汉人扮演番兵。尽管如此，陈云裳饰演的花木兰在这一时期塑造了这样一个爱国御侮的民族英雄形象，不仅让影片在上海“孤岛”地区创下连映85天的票房奇迹，比少数民族风情在古装片中找到了较为舒适的生存环境，更再次刺激了古装片热潮的卷土重来。

《木兰从军》

取材于《木兰辞》出现的古装片《花木兰从军》和《木兰从军》， 分别于1927年和1928年由天一影片公司和民新影片拍摄完成。

张善坤在赢得了票房的丰收后，组织原班人马打造了古装片 《秦良玉》。故事发生在苗寨，抒写了中华民族战争史上军营伉俪的故事。而影片较为着力地表现了苗寨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令观众眼前一亮。而苗族人在芦笙堂中举行青年男女配婚的特有习俗也在影片中得到表现。虽然故事更多的是描写了儿女情长的感情故事，但是画里画外的苗族风情却很好地展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灵美。

无独有偶，这一时期的诸多古装片，如华成影片公司的《苏武牧羊》、艺华影业的《梁红玉》、合众影片公司的《香妃》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少数民族元素的使用，与其说这些影片不同程度地在银幕上拉开了少数民族独有的异域风情，唤起了观众对于幅员辽阔袓国的视觉期待，不如认为此时的少数民族元素只是电影生产和历史的一个注脚。此时的电影艺术尚未发育完善，时常带着局势的镣铐和商业竞争催生的需要而舞蹈。有学者这样评价：这些影片 “兴许只是中国早期少数民族电影发展史中的沧海一粟，他们间接地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片段或剪影，这对于尚属襁褓之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真实再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难发现，早期的电影拍摄，创作者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风貌的有意体现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尽管这种经验只是出于观众猎奇眼光的部分需要，而进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电影艺术的发展已经在几轮焦灼涅槃中逐渐显出轮廓。少数民族题材的故事创作和视觉呈现也变得更加成熟和有意为之，电影音乐和纪录片进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得到了良好的尝试。

1937年，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电影文学剧本《塞上风云》诞生，剧组深入内蒙古草原进行实地拍摄，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歌舞和风情习俗与民族团结、齐力抗日的主题相融合，塑造了迪鲁瓦、金花儿、丁世雄等鲜活的蒙汉青年形象。1942年，影片几经周折终于上映，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草原和驼队途经沙海的大漠风光。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部真正与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交相呼应的影片，故事的内核发生在蒙汉进步青年身上，在蒙古族青年的身上随处展示着浓郁的民族气息，无论是歌舞传情还是广袤无垠的塞北风光，都极好地展现了蒙古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日常，而结合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点，主题曲《思乡曲》也融入了蒙古族音乐的元素，让整部影片看起来宏大而真实，影片一经播出，便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塞上风云》

图片丨《塞上风云》剧照

1937年，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电影文学剧本《塞上风云》诞生

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融合在电影中较为突出的另一部影片是 1948年出品的《花莲港》，这是一部反映台湾地区高山族生活风貌的影片，借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描绘了汉族和高山族同胞之间的一系列事件。影片在台湾岛屿进行拍摄，为了真实展现地域特性，摄制组有专人担任顾问，并且在展示蕃社盛大舞会的段落中得到了原住民的配合和肯定。影片不但展现了台湾岛各地的旖旎风光，影片中所用的音乐更是地道的台湾民谣配乐，插曲《出草歌》《哇爱哇的妹妹呀》原汁原味地再现了高山族腔调。影片上映后成为两岸观众一致赞誉的佳作。

也许正是少数民族地区独有的艺术元素，让电影创作者和观众心驰神往，对于陌生的感宫体验，唯有深入了解才能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在电影生产的分支上，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电影的拍摄，令人眼前一亮的还有纪录片的创作。

1940年前后，中央电影摄影厂拍摄了多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包括一本《奉移成吉思汗灵柩》、十本《西藏巡礼》和《新疆风光》等。有学者这样评价《西藏巡礼》：“整部片子朴素而又深情，西藏雄壮的自然景色和充满宗教气氛的人文精神同样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影片对藏族民俗和宗教仪式的真实详尽的记录使作品具备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为了抗日宣传扩建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则兵分几 路进行宣传，其中，郑君里所在的电影队将沿途所经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与抗战现实拍摄成影片素材，于1940年出品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在这部可以播放两个小时的九本长的纪录片中，既有蒙古族天地辽阔的壮美风景，也有青海湖、黄河岸边的边塞风光，既有回族清真寺下人们虔诚朝拜的身影，也有藏民喇嘛在寺庙里祈祷战争胜利和平到来的画面。大量的关于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彝族等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罕见场景以及协同抗战的感人故事，在这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观摩与交流的纪录片中得到了体现。

从题材到类型：不得不提的“十七年”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冋顾中，不难发现，少数民族元素的应用从无到有，各少数民族人民性格特质的刻画从无意识到主动深入，已经从一种视觉奇观体验变为了凝聚各族儿女团结繁荣的有力文化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民族问题错综复杂，而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所辖偏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因而用电影普及范围广、感染力强的优势增强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显得十分必要，也使反映民族团结和睦的诉求成为国家积极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逐渐从被取材、被表现向自我展现、自我类型养成转化。

在类型化发展方面，白桦编剧、王为一导演的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可以看作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云南边境斗争的影片，讲述了解放初期党和政府为马帮进行保护而歼灭匪军的故事。影片在情节设置上运用了经典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手法，并使用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腰刀，让敌我双方在地势险要的山洞口进行贴身肉搏，配以强烈的配乐，使得斗争表现紧张而过瘾。而影片中一脉相承的是对苗寨和哈尼寨神秘而美丽的自然风光的渲染，以及自然融入的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习惯的介绍与展示。而往后的许多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也都使用了这样一种叙事方式。而同时期的另一部影片《神秘的旅伴》，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高票房佳作，王晓棠老师饰演的小黎英，举手投足间都显示了质朴可爱的彝族少女的风采，也成为了一批少数民族少女形象的代言者。

《山间铃响马帮来》电影及音乐

除了少数民族题材与类型融合取得了较为成功的探索，在电影艺术表现本身，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也有了相当的突破。在民族风情的表现上，爱情成为最直接体现少数民族人民情感的话题。吴永刚导演的影片《哈森与加米拉》，以哈萨克族青年的爱情为主线，并将这种感情融合进大时代变迁的背景之下，引发许多哈萨克观众的共鸣，大家看到的是哈萨克族人勤劳勇敢的性格与追求自由 的美好愿景。哈森和加米拉的扮演者都是哈萨克族演员，并全部使用哈萨克语进行对戏，加强了影片的真实感。而极具冲击力的边疆色彩与细腻的镜头语言则在洁白的天山雪峰、奔驰的骏马和一排排炊烟升起的帐篷中将哈萨克民族独特的生活环境进行了全景展示。

在电影音乐方面，这一时期则诞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少数民族电影歌曲。影片《草原上的人们》的主题曲《敖包相会》以对唱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蒙古族青年男女纯净忠贞的情感世界。《草原上的人们》根据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而来，小说的作者就是影片的编剧玛拉沁夫，正是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之一，歌曲以东蒙民歌为基础进行创作，将蒙古族歌曲悠扬舒缓的情绪渲染到极致，“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呦”的歌声一响起，观众总会联想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上，隐忍忠贞、开朗豪爽的蒙古族人民的模样。

“难忘的1959”

时间到了1959年，中央双百方针的文艺政策出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五朵金花》《回民支队》《绿洲凯歌》这三部影片可以说是集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创作经验之大成，构成了“难忘的1959”年中国银幕上少数民族影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影片《五朵金花》中，观众们看到了苍山洱海的晨曦碧波，看到了蝴蝶泉边映山红和茶花的娇艳玲珑，更听到了西山调、大本曲等优美的白族歌曲，以及白族青年善良友好、乐观真诚的人格魅力。而《回民支队》则以真人真事改编，生动再现了1938年抗曰战争冀中平原一支少数民族部队的成长，影片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方面，都令人信服，一个活生生的马本斋就与观众隔幕而立。而这几部颇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无论在影片的类型化探索、电影艺术表达，还是电影叙述语言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五朵金花》演员杨丽坤

以上只是拾取了这一时期众多影片中的零碎进行展示，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即史学界定中的中国电影“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共生产47部，范围拓展至蒙、藏、回、苗、白、傣、 维吾尔、拉祜等18个少数民族。这些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在电影语言、构建民族形态与文化娱乐功能性的多个方面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有学者指出，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动人的爱情表达获得观众青睐的同时，也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巧妙宣扬了当时的民族政策。这些影片用歌舞仪式、语言、服饰、景观等符号构筑指认性的身份场景，在强调各兄弟民族情谊的基础上，顺利地将各族人民团结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电影厂时代”与少数民族影人的崛起

伴随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在中国电影构成中浓墨重彩地异军突起，为了更准确地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少数民族本民族导演的出现成为了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在过往的电影视觉体验中，各大电影厂出品了数量众多的优秀的少数民族影片，就创作者而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导演与编剧大多是汉族，少数民族电影人创作的电影在上世纪中后期仍属少数，如 《回民支队》《农奴》的导演李俊，《九朵金花》《达吉和她的父亲》《景颇姑娘》的导演王家乙，《草原雄鹰》的导演凌子峰，《猎场扎撒》的导演田壮壮等均为汉族；在电影表演方面，前面提及的《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的主演王晓棠，《五朵金花》和《阿诗玛》的主演杨丽坤等，均凭借少数民族人物角色斩获国际电影奖项，但她们也都是汉族。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不仅在视觉的奇观化上拥有绝对的优势，独特的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都折射出了不同于汉族人的心理状态。除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体验生活，真正能够把握少数民族同胞心理变化的当然应属少数民族地区生长培养出的电影创作者，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批少数民族导演崛起，他们推出的一系列本民族电影，成为展现地道的本民族本质精神面貌的佳作。

 天山电影制片厂的锡伯族导演广春兰几乎从1981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一部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特色的影片诞生，如《热娜的婚事》《不当演员的姑娘》《孤女恋》《幸福之歌》《美人之死》与《买买提外传》《火焰山的鼓手》《求爱别动队》等，这些影片将极具新疆风情的介绍推广至全国，或者以少数民族女性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或者主打强烈的轻喜剧风格，或者赋予影片极强的个人传奇风格，都彰显了广春兰作为少数民族女性导演对浓郁的少数民族生活气息的捕捉能力和对社会文化的敏感触角。而以文学创作见长的塞夫和麦丽丝夫妇，则是内蒙古电影人的典型代表。塞夫导演早先拍摄的商业影片如《危险的蜜月旅行》《曝光》等，并没有表现出他内心最擅长的部分，而在夫妻二人共同的探索下，将战争、历史、草原和浪漫的爱情融合一体，开创了独特的蒙古族电影的“马背动作片”，由二人拍摄的影片《骑士风云》一举拿下第10届金鸡奖五项提名和三项大奖。之后，《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影片也将“马背上的民族”的爱恨情仇、豪放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伴随着一批质量上乘、极具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影片的出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诉说者开始从“他说”向“我讲”过渡，而与此同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一批非少数民族籍的导演也有更为成熟的同类题材的影片问世。谢飞导演拥有丰富的电影拍摄经验，由他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世界屋脊的太阳》《黑骏马》《益西卓玛》等，均以成熟的叙事和流畅的视觉体验为影片赢得一致的赞誉，同时期还有许多佳作，如张暧忻的《云南故事》、王炎的《阿曼尼萨罕》、滕文骥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等，这些影片的出现与少数民族电影人的崛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创作生产的全新盛况。

伴随着一批质量上乘、极具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影片的出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诉说者开始从“他说”向“我讲”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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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抒写与“原生态”

进入2000年，中国电影的发展进入更为复杂和繁荣的新时期，《嘎达梅林》《天上草原》等影片延续了一贯的讲故事手法，而最大的看点在于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迎来了一批新锐影人的强势加盟。

张家瑞导演的影片《诺玛的十七岁》以一种全新的风格讲述了红河哈尼族少女诺玛在都市文化蔓延到传统的哈尼土地上，伴随成长所发生的故事。影片充满了对个体成长的人文关怀，而影片中逆光拍摄的哈尼梯田，则将诺玛最终留在生养她的土地上的原因用影像的方式无声表达。《诺玛的十七岁》在情节设置、叙事结构和散文化抒情手法等几个方面无缝对接，赋予影片全新的思考意境。而《花腰新娘》取自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的新娘装扮，以大量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事项进行串联，向观众展示了彝族独有的婚姻习俗、性别观念和饮食风俗、居住喜好，拥有丰富的观赏性。而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将焦点转入藏羚羊珍稀物种的保护之上，镜头记录了可可西里严酷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展现了猎杀者与守卫者之间撼动人心的生死较量，以一种冷静深沉的观察者的视角，向观众铺陈了关于人性和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剧中逼近90%的场景高度还原，则让 “原生态”的可可西里变得更加独一无二。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则从小生活在西藏，对家乡的深爱和对电影艺术的把握，让他的每一部藏族影片都充满了原汁原味的藏族风情，在影片《静静的嘛呢石》《五彩神箭》等影片中，观众总能够感受到神秘高原的独特精神气息和影片所要传达的深厚文化底蕴。

同样，在一个电影爆炸式生产的黄金时代，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季风中的马》《图雅的婚事》《静静的嘛呢石》《心跳墨脱》《斯琴杭茹》《额吉》《钱在路上跑》《碧罗雪山》《塔洛》等等，这些影片在相对成熟的新时期，都可以看作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全新尝试，而以上种种只是沧海一粟。这一时期诸多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共性在于都具有相当的个体抒写风格特质，新一代的电影人已经能够在商业追求和文化诉求的平衡上做一定的权衡，让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既有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的表达，也有兼顾商业性和艺术性的考量。

（本文原刊于《大众电影》总第九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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